吹入沧溟始自由

年年同上长生酒，得见沧溟几度干。岂知一杯长生酒，难换千秋岁。沧溟宽且广，亦有天边界。唏嘘感慨间，苏舜钦在《和淮上遇便风》中迎风呼唤：“应愁晚泊喧卑地，吹入沧溟始自由！”自开辟鸿蒙，无数心智开化的生命都在苦苦追寻永恒和无限。他们渴望永恒的生命，无限的自由。兴许是饱尝约束的苦痛，规矩的折磨，对自由的叩问和探索如滚滚熔岩喷涌而出，又如江上清风徐徐吹拂。但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？

在李白心中，自由是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恣意和决绝。杜甫笔下，自由化作了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的高傲与风骨。李白和杜甫对自由充满热烈的赤忱，他们努力在周围逼仄的社会环境里为自己开辟一块宁静的空间，高喊着“不自由毋宁死”的口号，展现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”维护自由的浩然正气。相比之下，陶渊明和辛弃疾两位同样被迫循规蹈矩、墨守陈规但渴望自由的诗人，他们对自由的描绘和期冀又是另一番全新的愿景。陶渊明写道：“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。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”陶渊明把自然看作自由的化身，希望在回归自然时能够获得日日夜夜翘首以盼的自由。辛弃疾也如陶潜般，想从自然中汲取自由的力量，平淡却有力地吟咏出“浮云出处元无定，得似浮云也自由”的心声。

无论是李白、杜甫，还是陶渊明、辛弃疾。他们都为追寻自由不懈努力，坚持君子原则，怀抱美好憧憬。所谓君子和而不同，即便他们中有的人是通过抵挡外部冲击来捍卫自由，有的人是寄托自然万物来寻找自由。但他们都在自由的召唤下朝着同一个目标出发。

有人说，人人生而自由，人们早已解脱枷锁已是自由之身，大路就在前方只管前进。对于自由，众口铄金。但自由不是解脱枷锁、路在前方的毫无阻碍，自由是突破无形束缚后赋予你看路的能力和前进的动力，是身与心与天与地的高度统一。在这一点上，东西方美学既有心灵相通之处，又有同中差异之别。在东方美学里，如儒道和禅学更为讲究心灵的高度自由，李白、杜甫之类和陶渊明、辛弃疾之辈都是努力摒弃外物的繁杂束缚，向内转寻找自己心中的自由，即无界的自由。西方美学则充满辩证色彩，即便它们也看重心灵的自由，但更多的是强调外在制度给予的自由，即有界的自由。

毕达哥拉斯曾说：“不能制约自己的人，不能称之为自由的人。”这里的制约指的是制度的制约，人需要遵守生活的制度然后在有界的范围内寻找自由。康德也论及：“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而是不想干什么就有能力不干什么。”两位哲人都先从不自由出发，然后谈到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着边界的心灵与外物的融合。

无界和有界是东西方美学对于自由理解的最大不同，尽管存在不同，但它们同时又承认心灵自由是自由的重中之重。其实千百年来，真正以身躯来实践东西方两种自由的觉者，唯有弘一法师李叔同。李叔同骨子里秉承千年来“吹入沧溟始自由”的君子风骨，一边又自觉吸收西方自由理念，感到“人生而自由，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”两种自由起先在他身体里不断碰撞，最终随着他得道成佛走向统一。

李叔同是中国传统式的文人，以儒济世，以道修身，以佛治心。但他身处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时代，同时深谙“变则通，通则达”的处世哲学。26岁毅然东渡日本学习先进文化，30岁学成归国教授现代音乐绘画，39岁正式出家，63岁写下“悲欣交集”后圆寂于泉州。他是才华横溢，精通诗书画印、音乐美术的艺术家，可他却放下所有选择了戒律严格的律宗。李叔同遁入空门并非为了逃避苦难的现实，对外界不闻不问。在最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，他用佛心救亡图存，发出“念佛亦要救国”的呐喊。修佛不是为了逃避，是为了成全。他在佛的世界里寻找他的自由，亦是想成全所有人现世的自由。

当所有人在身与心、外与内中苦苦挣扎时，李叔同用他的方式走出一条自由之路，也是一条拯救之路。他以慈悲之心渡人，又以忧天下之心渡世。也许弘一法师是自由的，因为他在佛的世界里得道修心；或许他也没有真正的自由，因为他把自由给了众生。

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？我想“吹入沧溟始自由”。沧溟即便有界，但它依旧广阔浩瀚，任由驰骋。如果我们能在一片宽广的领域里细心耕耘不断开拓，然后枝繁叶茂开花结果，不去在意边界和限度，这也是一种自由。不过分的贪婪所有自由，专注培育繁殖一部分自由，让心变得宽广，让所谓的边界离得遥远，自由就能如同沧溟之水在心头不断荡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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